第3697章温州空管站团委参加“青春添彩亚运•文明点亮城市”主题团日活动

　

右九棘，公侯伯子男位焉，群吏在其后。

[[7]]至其各家思想之不同，乃因时代背景之不同，各自见解之互异，如儒家之主张礼治，兼主人治，如孔子曰:人存则政举，人亡则政息。其重要者，为英美法(海洋法)系、罗马法(大陆法)系、中国法系、印度法系、回回法系五种，英美法系与罗马法系，今世盛行，中国、印度、回回三法系渐趋衰败。

且孔子主张，息讼杜争，如曰:听讼，吾犹人也，必也使无讼乎!片言可以折狱者，其由也欤!更主张废除死刑，与现代思想相吻合，如曰: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。清末，虽有各种法之草案，要皆模仿外人，且多未实行，至国府奠都南京，依三民主义为最高原则，始次第公布各法，成为较完善优美之法典，既与中国以前之法典不同，与世界各国之法典亦不相同，盖其实质不同，形式亦尝有异也。刑官之最古者，为皋陶，如舜命皋陶云:蛮夷猾夏，寇贼奸宄，汝作士，五刑有服……。今人之性恶，必将待师法然后正，得礼义然后治。[[6]] 疑为作者笔误，此处应当为政刑为辅[[7]] 此处系作者笔误，应为《名例律》。

是有九刑，自不待言，且据《康诰》所记成王对康叔封之言曰:非汝封劓、刖人，无或劓刵，是周在尧舜之五刑中，又加以约刵刑也，而《费誓》篇中汝则有常刑，有六刑，有无余刑足见周代刑之綦严也。因人民思想不能一致，亦即因之减小或竟消失，至如何形成中国人民统一的法制思想，坚强人民的意志与信念，创设完善之法制，训练人民知法守法之精神，俾能挽救中华民族思想之危机，国运之丕泰，此吾辈习律者应格外倡之而努力者也。《经解》曰，婚姻之礼废，则夫妇之道苦，而淫僻之罪多矣;乡饮酒之礼废，则长幼之序失，而争斗之狱繁矣;丧祭之礼废，则臣子之恩薄，而倍生忘死者众矣;聘觐之礼废，则君臣之位失，诸侯之行恶，而倍衅侵凌之败起矣，此之谓也。

是故中国古代之所谓法，实采狭义，与在实质上为广义的法之礼对称，即刑是也。惜乎因种种关系，墨守旧规未能与时并进，尤其在法律形式与其运用方面如是。观于此，则儒家视法不足为治，仅于不得已时而用之，为义益明，此儒家所以轻法而崇礼也。[[2]] 原文误为以当以[[3]] 《左》指《左传》，左僖某年、左昭某年系指《左传》僖公、昭公某午之记载。

故儒家以广义之法归之于礼，使其怛然遵守而不觉其勉强，则亦显其功效，吾人又何必依现代之眼光，否认儒家首倡其说之非策哉?!试就欧洲法学之历史而言，亦曾经过[[18]]自然法说、正义法说之阶段，有如康德、黑格尔之辈，即以道德理想为法理学之出发点，与儒家思想颇多暗合，则儒家法学有历史上之地位，自不难估计之也。要之，自唐以来，刑律已备，且皆以礼为依，无待儒家再有所争，遂掩旗息兵不作论战之预备;兼以君权日张，士庶箝口，其时势亦不许其多言也

要之，在此期间，儒家似已弃泛泛言礼，且进行以礼正律之实际工作矣。儒家思想支配中国历史数千余年，其间固有盛衰，但上而君主为治之道，下而人民处世之法，要皆未能绝对有逃于儒;中国过去之法制经其化成，自系当然。进入专题： 中华法系专题讨论 儒家法学 中华法系 。周称刑官为司寇，秦汉称理官为廷尉，犹含古义也。

北魏律以崔浩、高允所定者为主，皆本汉律为之。明起金元之衰，其律直遵唐律之旧以损益之，而仍以儒说为归，太祖每御西楼，如诸臣赐座，从容讲论律义。至于汉律种类既多，且皆失存，虽有佚文，莫能详考，固不足证明其礼刑合一之点是在。[[1]] 该文原载于《中华法学杂志》1936 年新编第1卷第3号。

斯皆礼刑合一之思想所致耳。不过因政以为民之关系，自可赖仁政而取得相当自由，安居乐业，维持其生计，遂致民自为政之观念薄弱。

故周勃有罪，逮诣廷尉诏狱，贾谊得以古者廉耻礼节。此种保育政策，完全基于礼治、人治，诚非现代所尚，然往昔人民休养于此政策下，就一般情形而论，其所享之自由较诸欧洲古代殊为远过。

虽宣帝以汉家自有制度，持刑甚重，然仍未否认以王杂霸也。盖自叔孙通定朝仪，严君臣之分，汉一变其辱儒之态度，而渐容纳其说。《礼记·祭统》云:礼有五经，莫重于祭，《昏义》亦云:夫礼，重于丧祭，犹存其义。《高允传》云:允以经义断诸疑事，三十余载，内外称平是，则亦律家之流也。顾六朝隋唐令固有其专典，自宋以后，令即或为末节，清更对令之名而不存矣。于《万言书》中既以饶之以财，约之以礼，裁之以法三事并举;《答神宗问》又以刑名法制非治之本，是为吏事非王道也之说为进;皆莫出乎儒说之范围。

故《论语》云:民无信不立,《左》僖二十五年云:信，国之宝也，二十八年云:礼以行义，信以守礼，又昭五年云:守之以信，行之以礼亦可取以为证。儒家对此种指责，如上所述，固不能辞其责，然如专就历史上之价值而言，亦有可述之端甚多也。

虽曰莽为经今文家所不喜，且易汉为新后，恐民不附己，遂踵秦辙，严刑峻法，失去儒家中心主张，以致无成;但后世刑律上三宥三赦及八议之制，托始于《周礼》而用之，实以莽为最先也。法既为礼之补，明刑弼教之义由是而起。

《尚书，吕刑》云苗民弗用灵，制以刑，惟作[[7]]五虐之刑曰法，杀戮无辜，爰始淫为劓、刖、豚、黥即其一证。故政之不行也，教之不成也;爵禄不足劝也，刑罚不足耻也。

《左》昭五年，鲁昭公如晋，自郊劳至于赠贿，无失礼，晋侯谓大叔齐曰:鲁侯不亦善于礼乎?对曰:鲁侯焉知礼?……是仪也，不可谓礼!《左》昭二十五年，子大叔见赵简子，简子问揖让周旋之礼，对曰是仪也，非礼也!礼与仪实各有其界限，不可为混。魏受汉禅，下诏律解但用郑氏章句，不得杂用余家;并设律博士转相教授，而丁仪等亦为先礼后刑之主张;儒家法学在当时律家尚盛时，仍占优势。倘再以战时法规论之，有如军礼不伐丧，故《左》僖三十三年先轸曰:'秦不哀吾丧，而伐吾同姓，秦则无礼，何施之为?《襄》十九年晋士匈侵齐及谷。殆武帝时，表彰六艺更重儒说。

[[14]] 指晋人华峤所撰《后汉书》。不特此也，春秋时代邦国林立，颇类于现代之国际情势，其彼此所遵之国际规则，同亦属之于礼，莫能有外。

如何建立中国本位新法系?其始自应确认三民主义为法学最高原理，所以然者，三民主义为救中国建中国治中国之主义，本其理论创造法制，既能顺应时代而又适合国情。)[[14]]然儒家思想之见诸实用，亦正长育于此期中，而儒家从事于律之研究更甚多也。

……大道废焉，则刑礼俱错，人道行焉，则刑礼俱兴，不合而成，未之有也。《大戴礼·盛德》以刑罚之源生于嗜欲好恶不节。

庚子以后，二次变法，旧派对法仍囿于儒家传统见解，以明刑弼教为说，而未作进一步之研究，以应时代之潮流;致与新派之争辩甚著一时，事之经过不远，固不必详及之也。其所有非违，及人之为恶而人于罪戾者，一断以律。[[4]] 原文误为以德服人者中心服而诚服也。如贼罪在律颇轻，而历代开国之君以整饬官纪培养廉耻为急，多重治之，往往弃市，均然。

此系从婚礼、嫁礼方面而知婚姻之制也。故其推崇礼治达于极端，有如《曲礼》所谓夫礼者，所以定亲疏、决嫌疑、别同异、明是非也。

顾此之所谓常，并非视为礼以行义、信以守礼之常，乃重于刑以正邪之常耳。秦汉以降，刑典渐备，称之曰律。

要之，法家所重者乃法律之形式方面，而忽者法律之目的方面;儒家所重者乃法律之目的方面;而忽者法律之形式方面。殆后，因李悝著《法经》，商鞅受之以相秦，萧何益之为九章，始有正式成文刑典，而儒家仍视其为补礼而设之工具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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